【明報專訊】一個人話說得不夠亮麗，並不代表他對信念、價值和理想沒有堅持，相反，他可以以胸襟和實際行動，來把之說得更加鏗鏘有力。
1986年，當時我是中大學生會副會長，有份參與遴選新校長，曾經與當時作為候選人的高錕會面。老實說，當時對他印象普通，並不特別欣賞。大家可以 想像，學運中人，最愛把話說得慷慨激昂，最愛談信念、價值、理想等等，亦因而順理成章集中火力質詢他這些問題，而高錕就像不少「理科人」一樣，拙於辭令， 不是那些侃侃而談，口舌便給之輩，甚至有點口吃，所以當時雙方並不投契。
拙於辭令 但以身作則
但後來的發展卻告訴我，一個人話說得不夠亮麗，並不代表他對信念、價值和理想沒有堅持，相反，他可以以胸襟和實際行動，來把之說得更加鏗鏘有力。
1987年，我續任中大學生會會長，與高錕校長續有交往，才慢慢發現，他與之前那些一臉威嚴，最愛訓示我們的校長十分不同，說話十分隨和，平易近人。
有同學曾目睹這位校長與太太溫馨的手牽著手，在校園內的超市購買朱古力；我亦曾在一個探討日本黑社會暴力文化的校園電影觀賞和討論會中，看到這位校 長靜靜的坐在一旁，默默參與（不是大鑼大鼓，剪綵主禮的那種）；昨天亦有同事告訴我，有次在校內一個小小的社科研討會中，作為「理科人」的校長亦有出席， 更舉手發問問題……這些小事都顯示，高錕校長當時真的很投入校園生活，而且全無架子。
但無論如何，那段時間是香港學運比較溫和、風平浪靜的時期，真正的考驗，出現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六四之後，香港學運走向激進化，以批判、顛覆，以至衝擊權威為己任，與北京更處於嚴重對立的狀態。
1993年3月31日，北京委任了高錕校長為港事顧問。當時港事顧問被視為北京為了對抗末代港督彭定康而推出的統戰工具、政治花瓶，因此，消息公布 之後，中大學生群情洶湧，在一個高錕應邀出席的學生公開論壇當中，出現了千人雲集烽火台，把會場包圍得水泄不通的場面，質疑他的聲音此起彼落，群情鼓譟。 學生會會長更遞上紙製傳聲筒，諷刺他甘為中方傳話人。翌日，50多名港顧上京接受委任，來自中大、浸會、樹仁及嶺南的學生到啟德機場抗議，手持「反對為虎 作倀」的標語在大堂內繞場遊行，並演街頭諷刺劇。
最受屈辱 反而最為寬懷
但更嚴重的對立，還在後面。同年10月，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當時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著幹。
在開放日那天，中大不單喜氣洋洋，更加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當眾致辭的時候，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以及校友 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更拉開「兩日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的橫額，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達數分鐘之久，令人 覺得中大丟盡面子。學生又即場遊行和派發內藏傳單的避孕袋，諷刺大學生形象，極盡挑釁的能事。
擾攘一番後，校長被迫步下禮台，我的一位朋友，當時為《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他為示威的同學憂心忡忡，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懲罰﹖我為什麼要懲罰學生﹖」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對校長的答案和胸襟為之意外。
我記得很多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本來最為丟臉、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當事人——高錕校長。
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港事顧問」這個心鎖，而一直與之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 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本應最為難堪的校長本人，卻始終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對於這些一直敵視他，與他對著幹的學生組織中 人，疼愛有加。
舉些例，他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筆各兩萬元的款項，分別捐助學生會和學生報中有財政困難的同學；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 獻；更幫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他也有閱讀學生報，更常常把學生批評校方做得不好的文章， 轉達有關單位，希望他們能作改善，當時為校園版工作的同學，向我坦言很有工作上的滿足感。
從中可見，那怕學生運動處處針對他，但他卻始終真心誠意鼓勵同學參與。
蔡元培的故事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3000餘人，齊集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掀起了我國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但卻遭北洋軍閥政府鎮 壓，32名學生被捕。不說大家可能不知，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最初並不贊成學生外出示威，並且曾一度站於北大校門企圖出言勸止，惹來學生報以噓聲。但當他 一知道學生被補的消息，便二話不說，全力投入營救被捕學生。他親自走到六神無主的學生面前，表示發生這些事，他當校長的應引咎辭職，但先一定把被捕學生營 救出來，並說：「被捕學生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負責。」斬釘截鐵，毫不含糊。
在蔡元培的牽頭下，北京14所高校校長一起投入營救學生的運動當中，並且聯合發表聲明：「學生的行動，為團體之行動，即學校之行動，決定只可歸罪校 長，不得罪及學生一人。」蔡自己更多次表示，如能釋放學生，「願以一人抵罪」。在社會各界的強大輿論壓力下，到了5月7日，北洋軍閥政府終於釋放被捕學 生。
高錕校長和蔡元培的故事告訴我們，有時我們不能奢求校長與學生的政見盡同，但我們卻可以看到，什麼是真正的尊重和愛護。
風物長宜放眼量
高錕校長不是那些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N大」的人，所以當年校內是有聲音對其領導能力有所質疑的。當時有人 甚至揶揄說：「繼任校長可以在半小時內開完的教務會，他卻要開上3個小時。」我想今天回望，大家就明白到，這是包容、兼聽的代價。
所以，有記者問我，當年高錕校長是否很受愛戴，我只能遺憾的說：「有些人，就是如此，是要經過一段時間，有了一段距離之後，大家才能對他看得清楚。」
昨天，從電視新聞中看到當年有份上台「搶咪」的同學，今天終於能夠理解校長的一番苦心，我想這是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欣慰。
關信基教授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說：「高錕是歷年曾合作的中大校長中，最自由開放的一位。」我想這是十分中肯和由衷的評語。
後記：
周二諾貝爾獎公布當晚，有記者採訪我，聽我說了上述故事後，問我，今天回想，會不會覺得我們這些學生當年錯怪了校長。我想了一想之後，答說：「20 年後的今天，我想當年反對校長出任港事顧問的學生，仍然會堅信自己的觀點是對的，所不同的是，我們應從校長身上，學曉處理不同意見應有的態度。」
我想對於日趨撕裂的香港社會，這分外有意義。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